上海有位陈先生，屡次打电话回嘉兴老家无人接，从上海赶回去后发现父母已经死在屋子里，法医判断，死了已经有10天左右。邻居推测可能是陈大伯发生意外以后，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失去照顾，导致了这场悲剧。
我不忍想象那位儿子进门看到父母仆毙时的悲惨场景。死者长已矣，生者究可哀。为人之子，高堂父母这样的亡故，无疑会成为他余生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对于已经处在老龄化社会的国人，对自己避免类似命运缺乏信心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老人倒毙在家里无人知晓，曾经在小学的课文中读到过，它被认为是“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现实的写照，但西方国家似乎真是不可救药，这种现象一直没有绝迹：2012年，葡萄牙一位老人在死去9年之后，拍卖获得这所房屋的新主人发现了其已经难以辨认的尸体。
因为很少有机会出国，我喜欢看一些介绍各个国家风土人情的书籍。我发现这些书大部分有个特点，无论穷国富国、什么族宗教，作者对所见所闻、所经历的遭遇，都带有强烈偏爱的主观色彩，即使有一些吐槽也像是撒娇，对所到之处塑造出来的，似乎都是一个风淳朴、安居乐业的人间天堂。像许多人赞美的不丹，我知道它却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佛家说境由心生，这样的赞美，其实是放大了自己所羡慕或崇尚的某种理想，而看到、听到、碰到的现实并非如此。
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这充分说明“社会现象”与“社会本质”其实不是一回事，社会太过芫杂，各种各样的“现象”成因复杂，并不能随便像一块轻纱透过去就能看出所谓的“本质”来。如果说现象是“问题”，本质是“主义”，在不同的“主义”下，都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难不成说嘉兴那对双亡的父母，与葡萄牙那个房东死得不一样吧？
因此，对于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只关注“是什么”和“为什么”，不要轻易做“道德”或曰“价值”的判断。比如现在所出现的老人倒毙在家无人知晓的现象，我们不应该像三四十年前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扯到制度上去，弄清楚它具体“为什么”发生更为重要。它实际上是急剧推进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分工的产物。传统的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人情社会，把所有的社会成员编进一张紧密的关系网中，这张网由于集体生产方式及其观念的灌输，变得愈为密切，每个人都与某个“集体”联系在一起，甚至一度连普通人的婚姻都需要获得组织批准。
我生在农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惯例：村里谁家里来了客人，招呼吃饭时，家长会专门请村里的生产队长上座作陪，它不仅是为了找个头面人物为自己长脸，同时也是极致化的集体权力对个人领域的延伸。随着分田到户、国企转制等改革，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原先有形无形的依附关系的解除，如果说集体是一张皮，每个人都不再是附在皮上的毛，而变成了四处飘散的蒲公英。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那种“父母在、不远游”、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景象，如同黄昏中的炊烟，在千千万万的乡村徐徐消散，湮灭无迹。
社会发展是有文化代价的。城市化大潮像一面硬币，一面是人们追寻着梦想，追逐着财富，另一面则是传统生活方式形成的伦理和秩序土崩瓦解。作为计划生育第一代的“40后、50后”父母，承受了这个沉重的代价，国家尚没有建立健全的政府保障和社会救济机制，而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伦理体系形成更为遥远，使得嘉兴这位外出打工者父母无助而死的悲剧成为了哲学意义上的必然，不应把它激烈地归咎于制度，它“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结果。
这样的事可惊可怖，它像尖锐的钢针，戳痛人们最深处柔软的人性；也像坚硬的石头，硌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船底。全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与儿女分居的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并不在少数。像这次出事的嘉兴，据说是目前浙江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60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1.27%；而我所在的城市，去年底常住人口中60周岁以上已达到12.3%。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一个是东部发达地区，一个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这样的状况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孤苦伶仃，踽踽独行，这是人生一帧令人扼腕的凄凉晚景，触痛每个为父为母、为子为女者。“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两千多年前孟子一定是有感于老无所养的现状，提出了这一主张。
要建成这样的大同社会，“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同样重要，比如通过引导、扶持政策，吸纳和利用社会资源建更多的养老院、临终关怀中心；比如放手让更多的间慈善机构开展助老扶贫。而时下的当务之急，是依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村组、社区组织，对老年独居者的生存状态实现全覆盖的监护，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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